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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鉴定要点

所谓古籍,最简明的诠释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典籍、载籍、书籍。在书史研究者看来,不是有文字者皆成书。所谓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纂或创作,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书籍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产品,它既具有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又有一般物质产品不具备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具备两种形态。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话是有道理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博大精深,主要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很早就产生了书籍,没有书籍,人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英国波普尔说过:“假如世界毁灭了,只要书籍还存在,这个世界仍有重建的希望。”可见书对文明的弘扬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中国书籍到底产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并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zhuān)顼(xū)、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意谓远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三坟》、《五典》这类的正规书籍,这恐怕不大可信。

  《尚书·多士篇》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的是洛阳之城既已建成,要将原殷朝士大夫中一些“心不则德义之经”的顽民迁移到靠近王都的地方,以便对他们进行教化和防范。而这些顽固的殷民不满意,有怨言,于是周公(姬旦,文王子,武王弟,辅成王)出来训话,我想你们自己应该知道,往昔你们的先人就有册书典籍,那些册书典籍中讲到了殷革夏命时,也曾迁徙夏代的顽民,现在要做的不过是你们先人已做过的事情,你们应该案省而知之。意思是说,殷革夏命之后已有了册书典籍,用以记载类乎迁移顽民这类的大事。可信不可信,也不敢断言,但毕竟这是《尚书》里面的原话,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这是纪元前16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妨将其看成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上限。我们还可以找出一条时代下限,用以回答中国书籍在什么时代以前必已产生。

  众所周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哲人、圣人。他高举“有教无类”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扭转了长期“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广阔天地。他为了编写教材以教学生,曾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tuàn)、繫(xì)、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又说:“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在孔老夫子之前,《易》、《书》、《诗》、《礼》、《乐》、《春秋》等书早已产生传世,他只不过是加以传注、删削、整理,最终形成了六艺。表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六艺这类的正规书籍已经产生,否则他就无从整理了。

  殷革夏命在公元前16世纪,孔老夫子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的春秋末期。据此,我们把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锁定在公元前16至前5世纪这1100多年中,也就是距今3600年至2500年前这段历史跨度内,中国陆续产生了六部正规的典籍。比起所谓3000年前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5000年前埃及象形文字《死灵书》要丰富得多、正规得多、深刻得多。比起1200年前希伯莱文木板礼书,那就更早得多、丰富得多。进入战国,私人著述不断涌现,论辩方面的诸子百家、医学医药方面的《内经》、《本草》、文学作品屈原的长诗《离骚》、天文学著作甘德与石申的《甘石星经》等,都是战国时期的代表作。这即是说在2200至2500年前,中国的书籍创作已进入了兴盛期。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所出现的这些书,是书写在什么载体,或者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呢?比孔子生活的时代稍晚,战国初期的墨翟(约前468——前376)回答了这个问题。《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遗后世子孙,以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仿效,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这里的所谓“书之竹帛”,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书写在竹简上或缣(jiān)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雕镂在金属器皿或镌刻在石质材料上。所谓“琢之盘盂”,指的就是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雕琢在盘、盂这类器皿上。故墨翟在《墨子·尚贤》篇中又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墨子·天志》篇中还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篇中还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墨翟在《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虽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时代追述从前、描绘当世,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未尝不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中国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汉代王充《论衡·量知篇》也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说:“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夫竹木,麤(cū)苴(jū)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为贵者乎!”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墨子所说“书于竹帛”的可靠性。后世出土的大量竹木简书及若干帛书,更以实物资格证明了这一点。

 一、古籍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图一: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结构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图二: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

  7.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8.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9.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10.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11.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分。

 

三、古籍分类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1.版本分类

  对版本作鉴定与辨伪,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从刻印地区、时代先后、刻印机构、版式、装帧等多方面着手,将其细作分类,大抵如下:

  按刻书时间区分,计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康熙朝太史连纸内府本康熙字典

  按刻书地区分,计有:浙本、闽本、蜀本、高丽本(即朝鲜本)、东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刻明清递修本《辽史》

  按字体、装订大小分,计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颜色分,计有;眷印本、蓝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内容多寡、评注等分,计有:足本、增订本、删节本、批点本、评注本、配本等;

  同治庚午年版三色套印評注本《李義山詩集》

  按活字性质分,计有: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价值或使用价值分,计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进呈本、四库底本、残本、不列尾、批校题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献可分:抄本、旧抄本、传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钤印本、石印本等。

  民国9年--绣像封神演义、钤印本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涤不同角度拇审视罢了。

  2.雕刻本鉴定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

  《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

  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

  汲古阁顺治十三年刻本《十七史》全套

  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牌记又叫书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书末,类似现在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名称,如明正德本《文献桐考》,在鹃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暮独斋刊行”双行牌记。有些牌记内容较长,如嘉靖本《初学记》序末刊:“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纂初学记一书,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勘精细,并无荒错。买书君子,幸希评鉴。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这很能说明选用底本、校勘等情况。

  《初学记》

  序、跋是著者或与之有关的师友、后学撰写的该书成书过程、写作缘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写时间一般距刻印时间不远,可以作为鉴定年代的一个依据。但单纯靠序跋题写时间还不可靠,因为不少书籍在翻刻时将原序依样刻录,因此得看看共有几篇序,以最近的一篇来推算。当然,遇到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还将凭字体、纸张等其他特征来辨别。

  题跋、识语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其所藏之书卷首或卷尾的个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同时也提供了名家的鉴定见解。如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赵锈藏明版《韵语阳秋》卷三末有赵氏题识。其他如黄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爱的书上题语。与题语同时出现的是藏书印章,如某某楼、某某阁、某某斋、某某堂、某某轩以及藏书家姓名、字号等等,自然也是鉴别时代、了解流传的一项内容,但它同题语一样,也有伪作。

  《友林乙稿》

  书名的冠词,有时可直接知道该书的写作年代,如称“国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当代,而若重刻,则冠以“重刻”字样,或将“皇”、“国”等字删去不用。如《圣宋文选》、《皇元风雅》、《大明一统志》、《皇清经解》等。而元人撰《国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国朝先正事略》等均为当代人所刻的当代人著作。

  《皇清经解》

  避讳是遇到当朝君主或所尊者时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书写现象。如宋微宗名赵佶,则书中凡遇“佶”及吉、咭、诘等字均要回避。明熹综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横笔,“校”作“较”。这样,在鉴定版本时,讳字便也是一个内容。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陈垣先生有专著《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出版),可参阅。不过避讳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万历后趋密,不能一概而论。

  《史讳举例》

  在查阅一些古籍著录书时,常见有“*叶,*行”的记录,这便是行款字数等的版式统计描述,因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规格尺寸不一,行数、字数也不同。另外,边栏、鱼尾、书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为半叶13行,行23或24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黄善夫刻本为半叶10行,行18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纸张在版本鉴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兹将常用的几种纸作一简介。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元代粗麻纸藏文贝叶经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棉纸手抄《神仙方》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标准开化纸】清乾隆內府朱墨套印 硃批谕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捉。棉连纸К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线装宣纸 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延寿神方》

  毛边纸:米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金瓶梅词话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毛边纸原装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录,包括具体某种书的字体、行款、版式、卷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等内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库简明日录标注》,对各种不同版本均有说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大馆的善本书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编的书目,如宋晁补之《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等也可按需翻阅。

  太史连纸古籍

  最后要提出的一点,就是版本鉴定标准中的“软件”,即检阅书的内容本身,诸如制度、习俗、用语等,有时都可以成为年代鉴定上的佐证。如《刘知远白兔记》,向与《荆钗记》等合称为四大南戏,收入《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1911年在该书跋语中称其为宋巾箱本,事实上该书有多处不避宋讳,早有人怀疑它是元刻伪托。

  近又发现,书中所用的某些词汇只在金、元才出现,宋人不可能讲元人的话,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讲到刘知远在李家的佣工,《新编五代史平话》称作“驱口”,按:驱口即元人所说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则改称“年作”,可见刻本年代不同,内容上有时会体现出来。

 

  一、版本作伪的原因和历史

  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条。一是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与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后人据记载而伪造古书。二是政治原因。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制造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伪托古人造假书。三是好事者所为,目的在於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为名利私欲所驱。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使。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古书旧本的流传日稀和藏家的争购,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价值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伪者冒险的版本。确切的说,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而且伪造旧本需要具体、一般的物质条件,必须有与古本旧本形态接近相似的版本为基础。很难设想有谁能在一个与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乱真的程度。所以伪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征去古已远,作假很难。当然也有以明清劣本伪充明清善本的情况,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冒充原刻本,但这在伪本中毕竟是次要的少数。

  版本作伪是旧时代的怪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时代并不珍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忍痛割爱,把藏书弃去。她"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

  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况且那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

  据明万历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条记载:"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蔺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炉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虫于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万历间笔记札记中还能找到,这说明版本作伪之风当时已炽烈。乃至清代,宋元旧本更见稀罕,而且清人重视版本胜过明人,宋元旧刻更是身价百倍,书商制伪变本加厉。这在清人著作中屡见记载。

  郭麓《灵芬馆诗话》说:"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刻年号以实之。"蒋光煦《拜经楼藏书踢跋序》说:"旧刻旧抄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画以就讳,剜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划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民国时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书商还专门雇佣工匠来制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专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里手也上当受骗。解放后,通过对旧书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旧时代的罪恶才从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版本作伪活动,毕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难以鉴别的赝品。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现在仍需学习掌握版本辩伪方法的原因。

 

二、古籍作伪手法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

  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

  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 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 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得。

  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 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万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

  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

  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

  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

  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 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

  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三、比较版本优劣的方法

  一般来说,比较版本优劣有如下几种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对善本的解释就是校勘精良、错字较少的版本。比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与校勘学中的版本对校法从方法上讲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较版本文字优劣,后者是用版本的异同来校勘文字。

  换句话说,比较版本文字是校勘学在版本学中的应用,而版本对校是版本学在校勘学中的应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两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别。比较版本文字,只是对古籍版本的内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为优劣比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对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种方法,要求用各种版本对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订正。

  比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异同,然后才能分辨优劣。文字优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误,二是优劣。如果一个本子的误字较另一个本子少,那么两本的优劣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于判断版本文字的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篇幅

  版本差异还表现在全书的篇幅结构上。因为古籍版本在传刻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结构,以致出现不同版本的篇幅结构异同,其中自然存在着优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异最为重要,最能显示版本的优劣。正文的差异大多出现在集部图书里,像经、史、子类的大部分书记籍,正文内容早已定局,差异多在个别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诗文集的编篡刊印,大多有一个艰苦费日的过程,才渐趋完善。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辩证》说:"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后数本,多寡互异,大抵编辑愈后,卷数愈多"。

  历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诗集为例,最初有唐人编辑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数不详的顾陶刻本和后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以及二十卷的孙光宪序本和郑文宝序本。后有宋人孙仅编集的一卷本和苏舜钦编集的《老杜别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宝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

  别外,重刻古籍常有节录之本。节本与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优劣。节本大都是丛书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衔之《洛阳伽蓝记》,历朝翻刻,传 本极多,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三种》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另一种是一卷或不分卷的节录本,如《说郛》本、《五朝小说》本、《旧小说》本等等。虽然节本中也有个别文字较胜的可胜之处,但从篇幅的完整性来说,毕竟不如足本为优。

  比较版本篇幅内容的差异优劣,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图书,采取多种相适应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录著作《郡斋读书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优孰劣,自清以来,一直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孙猛《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优劣》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目录书的特点,把《郡斋读书志》的篇幅内容分成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编纂者或注释者的著录、解题等九个方面,来对衢本、袁本作比较。经比较,发现衢本收录书量较袁本实际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类目多设两个。两本归类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较优。类目编次虽两本都有鼠乱之处,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齐可观。

 



2018/2/25 14: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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